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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淇《女孩》：写给青春的散文诗

更新时间：2025-11-14 04:02:29

演员舒淇自编自导、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的电影《女孩》，虽然助其一鸣惊人，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在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，但是，自11月上映以来，该片迄今票房仍未突破500万。豆瓣开分亦是无功无过的7.2，评论两极分化，有人说情节平淡破碎，观影堪称折磨，有人指戳中青春心事，看得泪流满面。无论从叫好还是叫座角度，相较“女性成长”的市场大势，叠加“大女主”舒淇跨界首执导筒的噱头，《女孩》的曲高和寡，确实不似预期。

但这一切显得既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，舒淇屡次在访谈中坦承，“做导演完全是侯导叫我拍”。2009年，侯孝贤已建议她“试试做导演，写自己的故事”，惟说者有意听者无心，参演《聂隐娘》之际，侯导再度殷殷叮咛，舒淇才有意识地“从最熟悉、最想表达的内容开始”，正式筹备剧本。

其实，作为出道30年的女演员，舒淇“自己的故事”，关于酗酒的父亲、18岁生下她“小孩带小小孩”的母亲，早早在媒体一遍遍自揭身世的访问中，如她自己所言，“被家暴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”。也许正是那千百次剖白的淘洗，令她最终交出的作品，在题材上显得“避重就轻”：她大可打造一个离家出走叛逆少女，邂逅花花世界的奇情成长记，或是迎上“东亚小孩原生家庭”的舆论东风，放大罪与罚之下的暴力阴影。

然而，没有《热辣滚烫》式逆袭复仇的超燃结局，也没有《好东西》中处处让人莞尔的诙谐过程，舒淇将《女孩》轻拿轻放，平静地落在“不懂爱的父母会对小孩造成多大的伤害”上，与其说这是一部文艺剧情片或半自传电影，它更像导演以“过来人”身份，投向主人公林小丽（白小樱饰，取自舒淇原名林立慧），或是“女孩”时期自己的深情回眸，有散文诗般的温柔细腻，也有自言自语的破碎踟蹰，因其既真且拙，方见一片冰心。

撰文 | 一把青

细节推动情节

围绕青少年成长与家庭羁绊、自传色彩浓郁的作品，远有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《冬冬的假期》，杨德昌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《一一》；近有《阳光普照》的两兄弟，还有讲述台中家庭式理发店的《本日公休》、台南餐厅单亲妈妈与三个女儿的《孤味》，向来是台湾电影脉络中一张王牌。不同于这些摄影机背后、文本出发的创作者，从镁光灯焦点处走来的演员舒淇，经历过华语电影黄金时代，她拥有最佳的职业修养，擅长通过细节勾连起画面，继而氤氲开场景与情绪，这是当好“说故事的人”的切入口，在她不少谈及童年的采访中都可见一斑。

被问起小时候最害怕什么？她不假思索回答，是窗外摩托车的声音：要辨别那是不是爸爸的车，再从引擎的“突突”声连贯与否，分析他今天喝醉了没有，醉了难免要遭毒打，所以就要躲到塑胶衣橱中，再轻轻拉上布帘的拉链。

《女孩》剧照。

“其实没必要轻轻拉对不对？（爸爸）人还在外面呢”，话音刚落，舒淇以招牌式明艳笑容向主持人自嘲，却将这套童年记忆中的流程，原封不动搬入《女孩》的剧情，并填补了更具感官层次的声音与画面：基隆灰扑扑的天空、连绵不绝的夜雨、父亲（邱泽饰）断断续续的摩托车轰鸣由远而近、挡泥板上巧笑倩兮的美女明星倩影，上楼的脚步声、腰间钥匙的晃动声；画面一转，林小丽家，镜头扫过客厅里夜夜开着的电视，正播放张国荣齐秦上台湾综艺《连环炮》作为背景音，餐桌上堆满塑料花的零件，是理发店上班的母亲阿娟（9m88饰）帮补家用接的手工活。

事件的时空坐标，便在细节的堆砌中建立起来。80年代末，台湾破旧立新，经济加速起飞的时间窗口，自视“一家之主”的男人自顾不暇，在外受挫的压抑与疲惫只能发泄在酒精与妻儿身上，比舒淇小3岁的同代人周杰伦，也在早期代表作之一《爸，我回来了》中有过类似表述，“为什么看到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/就因为喝醉酒/他就能拿我妈出气”，林小丽父母，不过是那个新旧过渡期的社会，万千“追不上时代脚步”家庭的缩影。

《女孩》剧照。

女导演的仁慈体贴，也表现在舒淇为了保护小演员不留下心理阴影，未以动作直接呈现挨打场面，而是借助衣橱狭小空间中被放大的音效，以及一只想象中突然伸入的黑色大手，还原主人公绝望的窒息感。母亲因为她成绩不佳打她、忘带便当打她、怀疑偷钱打她、放学不归打她，小丽内心仍始终想与之亲近，企盼像妹妹一样，让母亲为她煎鸡蛋、编头发，对父亲，则是深渊般充满未知的无边恐惧，“你跟他离婚好不好”，最后一次，在被母亲“驱逐”去大姨家的前夜，习惯察言观色、以缄默瑟缩作为保护色的小丽，终于大胆隔着铁门，对阿娟、这个早早成为她妈妈的“女孩”，说出心底的话。

深度就在表面

侯孝贤在谈论小说的深度时，曾引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《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》写到的“深度就在表面，深度是隐藏的”，指文字结构能透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、说不清楚的，只有身处事件中才明白的事情，比起直白的表达，更可贵的是微妙暧昧的空间。《女孩》中的潜流是什么呢？这并非一个全员恶人、虎毒食子的惨痛故事，相反，每重暴力关系的两端，都有不曾宣之于口，明明是爱却又刀刃相向的模糊地带。

前一夜暴戾无度的父亲，会在酒醒后欲言又止地向妻子道歉，打开冰箱拿起啤酒又换成水，是他改过自新的微小决心；而在又一个醉酒受伤的夜晚，妻子接起电话后骑摩托车载他回家，后座烂醉的丈夫依偎在她的脊背，阿娟的眼中分明有三分认命三分坚韧还有三分柔情，动作与构图，恰似侯孝贤《最好的时光》中，舒淇在摩托车后座倚靠张震的浪漫一幕。

夫妻如此，母女亦如是。在教育与人权理念普及以前，上一辈人只会模仿他们的上一辈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。母亲担忧小丽步自己后尘，正话反说地斥责她是“偷情偷来的”“以后给别人做工，嫁给老兵就好了”，其实她记得小丽生日，忙里忙外一天后不忘在厨房一个又一个地用红纸给鸡蛋染色，为女儿实现小小的民俗仪式感。发现小丽便当没带后，她匆匆送到学校，反手又是教室门口众目睽睽下的一记耳光，像是基因中的条件反射本能，让人想起曾经眷村子弟上《康熙来了》的一集，众嘉宾忆起黄昏某个钟点，家家户户纷纷响起打孩子的声音，为了不落人后地证明给邻居看，自家有人在管教，“打是亲骂是爱”——坐在校园的秋千上恍神，阿娟的记忆回转到她的少女时光，父亲骂她学无长进让家族蒙羞，一代又一代，如此粗粝、残酷又隔阂地野蛮生长。

《女孩》剧照。

饰演阿娟的9m88生于1990年，拍戏时，为了理解角色，她问舒淇，“为什么她会做这样的选择，而不逃走？”舒淇答，“那个年代的女人，从来没想过选择这件事”。阿娟没有，小丽也没有，是坐在前桌美国回来的转校生莉莉像一束光照进她乏善可陈的生活。从天而降的莉莉时髦美丽、家境优渥，她分给小丽有鸡腿的便当，带着小丽化妆逃课、去录像厅看电影，学着大人模样坐在男生的摩托车后座，告诉她因为父母离婚才跟妈妈回台湾、父亲的情人在电影院门口画着鲜艳的口红。

认知以外的大千世界蜂拥而至，新鲜神秘，又亦真亦幻：莉莉带她钻密道离开校园，透过学校墙上的洞，小丽望见了年轻时的母亲；与莉莉穿行在郊野的树林里，小丽拿出绳索上吊，做“不可怕的鬼”，堕下一秒，又平静躺回莉莉身边——在舒淇的设定中，莉莉是小丽的幻想朋友，是她一体两面的超我，抽离现实世界，通向“理想中的自己”的一把密钥。但需承认的是，从4小时的初剪到2小时的成片，电影的铺垫仍有不少语焉不详之处，让剧情存在断裂，观众难以跟上“设定”的步伐，例如莉莉是否存在？小丽是否亲生？母亲为什么偏心妹妹？酒驾车祸的父亲到底有没有当场去世？这固然是导演刻意埋下的开放式悬念，虽然不可谓无迹可寻，但野心有余交代不足，则难以形成侯孝贤式的悠长余韵。

《女孩》剧照。

更任性，甚至奢靡的是，舒淇之所以是舒淇，她在故事线的取舍中，以大量“无用笔力”完成了对侯孝贤，以及侯孝贤镜头下的自己的致敬和呼应。像是小丽跑出家门，母亲追逐找寻的一场戏，在《千禧曼波》（2001）中Vicky（舒淇饰）夜色漫步的蓝色长廊曼波桥上，妈妈和小丽前后擦身而过，光影明暗之间，母亲鼓足勇气，转身扎入不见天日的劳碌，小丽则鼓足勇气，奔赴未来没有回头。直至多年后，不吃早餐昏倒要进校医室的少女，阳光下奔跑的网球运动员，小丽与莉莉合二为一，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旧居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面线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，“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年我过得好不好”。

《女孩》剧照。

还有一幕，片头的楼梯上，小丽仰视站在高处、被宠爱的妹妹背影，她的书包里，突然飘出一颗轻盈的红气球，自由自在飞往高处去，那抹鲜艳，来自侯孝贤《红气球之旅》（2007），其本身也是致敬1956年的法国电影《红气球》：小男孩在上学途中，解救了缠在电灯柱上的红气球，从此红气球认定了他，天天相伴。一天，其他小孩出于莫名妒忌，把红气球射破了，正当小男孩落泪时，窗外却有漫天色彩缤纷的气球，齐齐飞到窗前，把小男孩带到巴黎蒙马特的上空去。

戏梦浮生，从衣橱里躲闪畏缩的林小丽一路走来，《女孩》也成了舒淇自己的红气球。